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谈到了便利和浪费的一代。那是希腊政权更替后形成的一代，给国家留下沉重债务。同时，它也是娱乐的一代，并将这种娱乐方式传给了下一代。由此可以解释当代一代人对娱乐难以克制的渴望。

上一代人，也就是便利和浪费的一代，带着某种负罪感，把同样的道路教给了自己的孩子。因此，尽管国家破产，许多私人也陷入破产，相当一部分人仍继续按自己的旧方式生活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孩子们追随父母的脚步，成为娱乐的一代。因此，尽管存在疫情以及科学家认为必须遵守的卫生保护措施，娱乐的一代仍然在各种“新冠派对”中不受约束地狂欢。

这一代年轻人不时聚集在通过网络组织的集体“新冠派对”中。通常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保护公共健康的措施。当警察被要求执行法律时，一些情绪激烈的人便与警察发生冲突，并开始破坏行为。

他们关心的是所谓“娱乐权”。他们并不关心是否遵守公共安宁时段，是否打扰他人，是否有无力承受的人因他们的行为而受苦。他们喊着抗议：我们在娱乐，这是我们的权利。别人是否不喜欢，是否受到打扰，我们并不关心。

至于与警察的冲突，看起来这一代中的某些人已经完全失去节制。他们通常不工作，或者是长期拖延学业的学生。白天睡觉，夜晚娱乐。由于无所事事和厌倦，他们想要行动、想要宣泄；于是通过与警察冲突来宣泄。

他们以何种方式娱乐？在封闭或开放空间中聚集，音乐开到最大，手里拿着啤酒，通常是在陌生人之间，以粗野的方式叫喊和跳动，如同在驯熊人音乐声中咆哮和跳动的熊。

数小时后，通常在黎明时分，“新冠派对”结束。有人因久站而疲惫，有人因原地跳动而筋疲力尽，有人因无聊而耗尽精神，有人因饮酒而醉倒，然后踏上回家的路。

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外出娱乐，但通常空空如也地归来，像一只空罐一样。因此，他们才会发出声响。

当然，这一代中相当多的人并不工作，因此也没有收入。也就是说，他们“口袋里没有一欧元”。他们依靠父母生活，但对此并不在意。他们认为父母有义务供养他们。第二天下午醒来后，他们向外送员点一杯“冰卡布奇诺”。他们懒得，或者根本没有学会，连咖啡都不会自己做。

父母不敢说一句话。他们收获这些行为，是因为他们正是这样教导了孩子。父母从孩子幼年时期起，就已经输掉了养育孩子这场比赛。孩子的性格正是在那时形成，父母本应在那时注意孩子的教育。孩子越长大，父母对其性格形成产生影响就越困难。

娱乐的一代对重要事项漠不关心，例如自己的健康和他人的健康。他们不关心自己行为的后果。缺少个人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，也缺少分寸感。没有分寸感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
娱乐的一代以自恋和傲慢的态度，只关心自己的享受。由于缺乏真正的精神娱乐能力，他们只关心消遣式的娱乐。

当然，调情和真正的“关系”也完全缺席；这些本来可能为这些年轻人的生活赋予意义。他们孤独而缺乏爱的能力。最多只是一次突然的相识，只为一次短暂的邂逅。之后留下的，是空荡的外壳和无尽的孤独。

帕夫洛斯·马兰托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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